砰砰
你的生活中有了枪，一切就都不一样了。首先注意到它的是和你一起生活的人。和我一起生活的女人对我说话的语气不一样了。所有人看见你的裤子里多了个鼓包，和你说话的语气就都不一样了。不，完全不是这样。一把枪来到你家里就成了“这把枪”，连保管枪的人都没了决定权。男人和女人说话的时候，枪就横在两人之间，影响的不只是严肃的大事，也包括琐碎的小事。
——饭好了，她说。
——咱不饿。
——好的。
——等我饿了，我要饭菜是热的。
——好的，先生。
枪来到你家里，和你生活的女人待你就不一样了，不是冷冰冰的那种不一样，而是会在开口前再三斟酌。但枪也会和主人交谈，先说你不可能拥有我，外面有很多人没有枪，但知道你有，他们会在某个夜晚像尼哥底母似的来偷走枪。没有任何人能拥有枪。在你有枪之前，你不可能明白这个道理。别人能给你枪，也能把枪拿回去。另一个人会认为枪应该是他的，哪怕他看见此刻是你在控制它。他在得到枪之前不会睡觉，因为他睡不着。男人对枪的饥渴比对女人的饥渴更强大，因为女人有可能也怀着对你的饥渴。夜里我睡不着。我待在黑影中，望着枪，摩挲枪，我看着，我等着。
他离开后两天，我们听说罗爸爸在英国看歌手巡演。据说乐小子也在英国，但谁也说不清是真是假，因为他们在垃圾场钉死了最后一名线人。带枪来贫民窟的男人叫我们晚上去找一个标着“和平演唱会”的集装箱。我们三个来到港口，这儿空荡荡的好像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刚骑马离开。没有一台吊车在运转，没有一盏水银灯亮着，没有人，只有海浪拍打码头。集装箱已经打开，准备好了。哭包开着乔西·威尔斯的达桑过来。我、他和海克尔把武器装进后尾箱和后排座位，最后我和海克尔都坐不进车里了，哭包一个人开车回去，留下钱让我们叫出租车，但出租车本来就不肯去贫民窟，宵禁期间更是如此，于是我们拿钱买了肯德基，看着收银员等我们离开后好锁门，但他们太害怕，不敢请我们出去。
那天夜里，拿弗罗瑟开玩笑的白人教我们开枪。很多人从贫民窟来，他看见其中一个，说，活得咋样啊，托尼？但托尼没有回答。他自顾自地说托尼和他当初在贝宁堡那所小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了，但谁也不知道这个托尼上过什么学校。他放好靶子，让我开枪。然后带枪来贫民窟的男人看着我微笑。哭包对白人说罗爸爸变软了，但白人不怎么明白哭包在说什么，他只是点头、哈哈笑和说我懂了，然后看着乔西·威尔斯以更慢的速度重复一遍，有些话根本不是笑话，但他还是笑得很响亮。乔西·威尔斯的脸色变得更难看了，因为人人都知道他很为他能说体面话而自豪。白人说我们在为自由而战，摆脱极权主义、恐怖主义和专制暴政的统治，但谁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
我望向其他的孩子，两个比我小，包括德缪斯和哭包的五个比我大。我们都是黑皮肤，我们都讨厌梳脏辫。我们都穿卡其裤或工装裤或牛仔裤，右裤管挽到膝盖底下，左边屁股口袋里挂着一条手帕，因为这个打扮看着很酷。我们有几个戴着套头帽，但有几个人没戴，因为套头帽是拉斯塔教徒的打扮，而拉斯塔教徒就快变成社会主义者了。社会主义是又一种主义，连歌手都受够了各种主义，甚至为此专门写了首歌。然后白人说有些人企图用甜言蜜语哄骗民众，极权主义总是随着一边倒的支持到来，我们使劲点头，像是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他说了九次“混乱”。他说国家迟早会感谢我们，我们使劲点头，像是明白他在说什么。
但乔西·威尔斯要的不只是这种聚会喊口号。我心想无论他女人怎么给他梳妆打扮，他身上也总有一股怪味。像是大蒜和硫黄的味道。他们继续教我们开枪，最后乔西·威尔斯说我们要去雷马，因为那儿的黑鬼表现不好。你去教训那些傲慢的黑鬼吧，白人说，笑着开吉普车离开。又说到雷马了，雷马夹在劳动党和民族党、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。乔西·威尔斯对白人说他不信任何主义，他只是比所有人都聪明，只要他们能让他太太平平待在迈阿密，他就愿意为他们做任何事情。白人说他不知道乔西·威尔斯在扯什么淡，但笑容像是在说他和魔鬼分享一个秘密。据说雷马人在抱怨，因为劳动党在哥本哈根城投入金钱和腌牛rou，帮助修建下水道系统，但不肯为他们做任何事情，也许现在应该投奔民族党，把八条巷变成九条巷了。我们回铁道旁的窝棚，哭包在路上说了这些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用乙醚混合白粉，拿打火机加热。他先让我试了试，然后从鼻孔全吸了进去。
我们坐着那辆达桑来到雷马。我抓住车门，感觉车门软乎乎的，空气吹拂我的头发，好像有两百个女人的手指扫过我的ru头，你吸女人nai子的时候她们肯定就是这个感觉，我沉甸甸的脑袋像是不见了，仿佛我剁掉了脑袋走来走去，然后脑袋回来了，但现在变成了气球，黑暗的街道变得更黑暗，黄色的路灯变得更黄色，马路对面屋子里的姑娘让我无比饥渴，我的裤子怎么还